自581年隋朝建立到1368年元朝滅亡的780多年間（含隋、唐、五代、西夏、元），張掖民俗在漢晉基礎上，于傳承的同時也發生著明顯的衍化過程，從而使這一時期張掖民俗既有中原民俗的某些內容，又有鮮明的張掖地方特色。這些張掖民俗的地方特色及其衍化過程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影響：

一是自然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雖然基本的自然特征沒有改變，但由于人類活動而使生態發生的變化（例如氣象、土地等）足以影響張掖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其中包括：自漢代以來一千多年的大規模屯田、南北山綠森林的采伐、水的大量利用（主要是修渠漫灌）和洪流沖擊，使得戈壁面積不斷擴大，土地沙化、荒蕪（主要受不合理耕作和戰爭影響）和沙漠化。加上全球性氣候變化，造成綠洲縮小、風沙頻增、自然災害逐漸嚴重。唐詩宋詞中大量邊塞題材的詩歌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情形。但同時，經過漢晉隋唐歷代的努力，綠洲內水利系統逐漸完善，綠洲地帶的農耕生產技術日趨先進，農產品種類大大增加。到西夏統治時期，張掖又開始推廣種植水稻，成為今天鳥江稻的淵藪。

二是張掖成為中國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區之一。在自隋至元的近八百年間，先后有吐蕃（70年）、回鶻（151年）、西夏（198年）、蒙古（146年）族入居或統治張掖，總時間達565年。同時，還有吐谷渾、突厥、契丹等族先后侵掠張掖。蒙古軍隊從中亞、西亞帶來的伊斯蘭教信仰者的軍士、工匠、商人、貧民亦有相當部分落居張掖?；佞X鐵勒部3000余戶、沙陀突厥7000帳、吐蕃3000余落先后遷入張掖，而內地漢族居民又大量戍守和屯田張掖，實行了有組織的遷徙。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少數民族連續、長期的統治使張掖民俗不能很快吸納中原民俗的內容，而張掖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習俗相互影響更加頻繁，不斷強化了民俗的張掖地方性。另一方面漢族民俗的強大傳承力和吸納性，使得張掖漢族居民比中原漢族更多、更早、更快吸收了少數民族風俗的某些內容；同時，由于戈壁使綠洲縮小并使之逐漸與灘地草原的分離，使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風俗在小地域范圍內也有了明顯分化，逐漸演化為今天張掖漢族與少數民族隔數里、數十里而不同俗的小地域分布（當然也有其宗教信仰不同等因素）。

三是張掖的經濟、政治地位不斷提升。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艱苦勞動，使張掖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比之漢晉有較大進步，使張掖人的開放、勇猛、刻苦、上進和重禮的心理品質與社會風尚得到進一步培養。經濟上，堅持屯田、興修水利、鼓勵互市、絲路貿易，使張掖農產豐富，交易興盛，胡商往來，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城市。隋煬帝在焉支山下會見西域27國使節和商人，大興歌舞，令居民新裝艷服出戶觀看，是張掖經濟走向繁榮、絲路貿易興隆的一個佐證。政治上，唐在張掖置河西節度使，轄隴右道；五代時封回鶻王為奉化可汗據張掖；西夏設甘肅軍司；蒙古、元先后立甘肅路總管府于甘州，設甘肅行中書省于張掖（甘州）；張掖政治軍事地位不斷加強。文化上，西夏創建臥佛寺（今張掖大佛寺），元置甘肅儒學提舉司，建甘州文廟，提倡儒學。這些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對當時張掖居民社會崇尚的影響十分深刻。除此以外，當時張掖主要居民的漢族，在民俗方面具有傳承的堅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吐蕃統治時期，視漢族居民為奴隸，強迫他們著吐蕃服飾、梳吐蕃發式、為葉蕃放牧、隨吐蕃移居、毀漢民居室。敦煌、張掖一帶漢民或數百人痛哭，或上千人跳崖，或聚眾山林反抗，或秘密逃回故鄉。每遇正月初一則一律著漢服、用漢食、行漢禮、祭祀祖先，時刻不忘漢俗，堅決抵制蕃俗。

唐宋時期張掖民俗的演化，根據史籍記載和考古資料，參照今人研究所得，又有以下一些新的內容：

在衣飾方面，于魏晉時期深受胡服影響的基礎上，吸收胡服的褊窄緊身、圓頜、開衩等特點，形成唐代“缺骻袍”“四?衫”等袍服。于是，圓頜袍、裹幞頭、長靿靴成為唐代張掖居民男性的“常服”。女裝則由裙、衫、帔三件組成，裙長曳地，衫擺藏入裙腰，肩披帔帛。另外，西域一帶胡服特征的翻頜小袖上衣、條紋褲、卷檐胡帽亦為當時少數時尚女性所青睞。唐代普通居民服裝顏色普遍尚白，給人清麗、華貴之感。吐蕃統治時期，強迫漢族穿吐蕃服裝，但并未使漢族完全接受?；佞X統治時期，與漢族服飾有無矛盾史無明載，但從回鶻汗國與中原王朝的親善關系、回鶻在張掖居住、生活與漢族不同地域看，似乎是互有影響，而無取代之說。西夏統治時期，崇尚宋禮，發展文教，并無迫漢改服的記載。元朝張掖居民服飾根據敦煌壁畫中供養人形象，與唐宋無大差別，但官吏多穿大襟袍服，普遍居民服色以黑褐色為多。唯頭飾、發飾則有蒙古人的影響。

在飲食方面，最突出的一是飲茶普遍，逐漸為生活中不可缺少；二是食物種類大大增多。張掖的普遍飲茶成為風俗，源于茶馬互市，始于唐德宗時回紇入朝“驅馬茶市”。從此開始，茶乳共煮成為南山（祁連山北麓一帶）少數民族的主要飲品，最遲至西夏時又成為綠洲農業區漢族居民用水煮茶的習俗。西夏多次與北宋的戰爭都是因宋停邊市、茶葉斷供而引起的。到元代時，元曲《玉壺春》中已有“早起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說法，說明飲茶在張掖，宋元之際就已成風。但遠居茶葉產地的張掖漢族，得茶不易，民間遂以煮花瓣、煮雞蛋花（清代以后演變為荷包蛋）以代茶，有了香茶（浸泡或水煮花瓣）、蛋茶的說法。食物種類的繁多及主食制作的多樣化，主要是農作物種類增多、民族間交流頻繁而致。魏晉至隋唐，原在中原地區普遍種植的主要糧食作物，在張掖都陸續推廣種植。特別是西夏在12世紀初引種寧夏水稻，蒙古人在1264年引寧夏河套種稻技術，在張掖今烏江一帶推廣種植，使江南水稻在張掖種植成功，增加了張掖居民的餐食內容。作為絲路名城的張掖，早于中原就引種西域的新品種，如胡蘿卜、黃瓜、菠菜、茄子、萵苣、扁豆、刀豆、豆角等。其中耐寒喜濕的黃瓜（當時稱胡瓜）、菠菜（當時稱菠棱菜）、胡蘿卜正為當時張掖的重要蔬菜品種。西亞、中亞、南亞商賈往來，張掖南北少數民族遷徙流居，使食工作方法互相影響。于是，爐餅（燒餅）于魏晉、胡餅（芝麻燒餅）于隋代、餛飩于隋代、饅頭（蒸餅）于唐代、包子（饅頭）于元代、面條于元代，都先后出現于張掖居民的餐桌之上，茱肴種類更應豐富多彩。由于這種歷史背景，扁豆面為張掖乃至河西居民喜食，米粥為張掖居民常食，米面合煮或面中有粥亦成今天張掖的一個獨特制作工作方法。

在人生禮儀方面，繁文縟節與俗信混雜是當時的一個特點。在敦煌、張掖一帶，產婦分娩出現一種特殊禁忌，即不能在室內分娩。敦煌石室遺書中記載“日游在內，產婦不直屋內安產帳”，是說凡遇兇日，都不能在家里分娩。因為女子的經血、產出血都被視為不潔，所以“婦人產不滿百日，不得為夫裁衣洗衣”。再后來更衍化出男不得見女子經期、產期之衣物，更不能為之洗血衣褲。此種風俗流傳至今。產后旬日內要請星相家占卜嬰兒終身命運，俗稱“看命”，如生辰八字缺五行之一，則在命名時補其短少。孩子滿月之日，要祀神、祭祖、請客，均如滿月。但多了一項俗禮——“抓周”，以驗其貪廉智愚和行為取向?！稏|京夢華錄》稱此為“小兒之盛禮”，是人生第一個生日的禮俗。此后，便隨年齡增長，有成丁禮（男子行冠禮，女子行及笄）、婚禮、壽禮、葬禮等?；槎Y中出現了“結發”儀式，據史載“男左女右，留少頭發，二家出疋緞、釵子、木梳、頭須之類，謂之‘合笄’”。此種風俗至宋元時在張掖亦有盛行，故有“結發夫妻”之說流傳。宋末至元以后，婚禮逐漸以《司馬光書儀》所定程式為準。葬禮中自唐代開始，出現了“撒紙錢”“焚紙錢”的習俗，上書“泉臺上寶”“冥游亞寶”字樣，是因相信了靈魂不死如生人，亦需用錢度日。元明以后此種風俗更衍化為送葬路上撒紙錢、埋葬之時焚紙貨、葬后忌日焚“往生錢”的陋習。此外，與人生禮儀有著密切聯系的一些信俗在唐宋時期逐漸普遍化：算命看相、陰曹地府的傳說、動物成精與神怪傳說、受佛教影響的因果信仰都已深入一般居民的觀念意識之中。

民間信仰和社會崇尚方面，宋元時期張掖的顯著特點是三多。一是信佛者多。唐朝時張掖即始大興佛寺，又建道觀。西夏和元統治時，佛教更成國教，極力提倡。1098年西夏在甘州興建臥佛寺，規模宏大、輝煌莊嚴，令張掖居民敬畏，成為西夏三大佛寺中心。由于統治者的提倡，加上戰爭、災荒、階級壓迫造成的貧困，使普遍居民每遇痛苦，便寄托于對“佛”的乞求、祈禱和訴說。二是傳入宗教多。隋至元期間，是陸域絲路暢通和繁榮的最后時期。除佛、道二教外，沿此路又傳入景教、拜火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不但緩釋了多種信仰民族的反抗心理，也加深了張掖人廣泛吸納、兼收并蓄的精神狀態。三是尚勇趨武者多。民族之間的爭斗客觀上強化了尚勇氣概；對少數民族統治時期歧視、欺壓政策的反抗又迫使漢族以勇相抗；元代漢人入仕之艱又促使民間或文學盛行，或習武為尚；這些都促成了張掖居民尚武崇勇精神的繼續發揚。

總之，自隋至元，張掖民俗在衍化中既頑強地維持著漢族固有風習，提倡著中原傳入的新鮮風氣，又不斷地吸收了各少數民族風俗中的一些內容。自然生態環境的逐漸惡化、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加深，加上持續多年的少數民族統治，使張掖民俗越來越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同時又具備漢民族習俗的共同性。（王國華）